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如果小企业不能有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有些绝对化。

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会大幅增加，这会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形成贸易摩擦。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大企业的改革进行得不那么顺利。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因此，这些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如何选择需要经过充分讨论赶快作出决断。现在资金总规模很大，但是运作得不是很好，存在着有权力背景的人临门一脚、强制入股、捞了就走的情况。道理是明摆着的——在福利国家，当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大多数人所担心的是社会竞争力下降，对自己的饭碗、前途和收入充满信心，对改革福利体系、增加经济活力自然持支持态度，因为这意味着机会增加、付出减少;而如今全球经济形势欠佳，人们都希望得到更多保障，唯恐既丢饭碗，又没福利，自然会对激进的去福利化改革感到不满

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对不可兼顾的矛盾，工业化国家中的福利派与非福利派间微妙的围城效应，说到底是这对矛盾的体现。而加拿大则干脆在2008年取消原定的65岁强制退休规定。在政府看来，福利体制造成政府开支浩繁，财政压力巨大。美国：正好倒个个儿发达国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国家——美国，却正好倒个个儿。

这在美国这个传统非福利国家里，同样是件新鲜事。退休金方面，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因为退休金开支庞大，法国年赤字高达GDP的7.5%，远高于欧盟3%的上限，每年养老金开支高达320亿欧元，且由于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2050年将升至1140亿美元;英国到2050年退休金领取者将上升50%;希腊更成为被退休金压垮的国家：希腊的平均退休年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只有令人惊讶的53岁。

英国的男女退休年龄原本分别为65和60岁，2007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男女同龄退休，2024年提高至66岁，2044年至68岁。随着医保法案的反复扯皮，人们似乎失去了耐心，给富人加税的呼声墙内开花墙外香，在美国本土反弹强烈，许多人重拾美国抗税天然合理的老传统，反对一切加税方案。这两家右翼执政党赖以成功的竞选口号，都是医改和减税，而高福利高税收，曾是北欧的自豪。因等候时间过长导致病情耽搁甚至死亡的医疗纠纷官司，在加拿大见怪不怪，每年因看病排队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加元以上。

2011年9月17日，一群民间人士在华尔街发起愤怒日示威，并在7天后再次复制，打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奥巴马加速推进福利体制建设。而在美国，对福利化的反弹，则源于对政府的失望。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话题的特点是典型的围城效应：城里的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如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导致医疗开支庞大、效率低下。

加拿大近年来医疗保健年支出都在1500亿加元左右，人均约4000加元，居世界第五位，但如此庞大的开支却得不到应有的效率，全国仅3000多万人口，竟有500万人没有家庭医生，近100万人在等待治疗，许多医院设备陈旧落后。高税收、高福利更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但当前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使许多失业者游离于商业医保之外，因为再没有公司为他们买单;衰落的经济，让普通美国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大跌，大手大脚透支花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一切对中上层美国人而言，或许触动不大，但对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则影响巨大。迄今为止，尽管遭遇国会、商界、茶党和共和党的重重阻力，但焦头烂额、支持率低迷的奥巴马仍死守全民医保底线。

正如一些评论者所尖锐指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谙熟草根竞选方略的奥巴马知道，在美国支持福利医改方向的，其实是选民中的多数，之所以声音显得小一些，是因为不喜欢全民医保的富人拥有更多话语权罢了——增加福利开支意味着加税，加税意味着富人付出比穷人更多的代价。退休福利的削减，主要体现在提高退休年龄上限。不仅如此，福利医疗体系导致病人等候时间长。尽管这一方案由于国会扯皮，拖了近两年才闯过国会关，又因随后的府院预算案扯皮而进度拖沓，但对美国这个长期忽视甚至蔑视全民福利体制，主张低税低福利、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而言，已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情结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不论西欧、北欧还是加拿大，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趋势都十分明显，且看上去不可阻遏。左翼政党势力雄厚的法国，老牌的社会党在2002年大选中居然落败于第一轮，导致决选出现右翼的希拉克对阵极右翼的勒庞的尴尬局面，2007年也败得毫无悬念;英国倒是号称左翼的工党上过台，但被称作红皮白心的布莱尔，同样是英国医改、退休制度改革的主导者，换言之，对福利制度动刀的，恰是当初推出福利制度的政党;左翼政党曾长期主政的意大利，进入20世纪后接连出现右翼政府;左右翼长期势均力敌的德国，左翼的风头已被另类左翼——绿党抢去不少;福利大本营加拿大，号称天生执政党的中左自由党，2004年丢失了多数党地位，2006年更被中右的保守党历史性击败，至今未能重返执政地位。

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福利国家的去福利化趋势似乎失去了民意基础：在希腊和意大利，人们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反对削减医疗教育开支而走上街头，甚至不惜诉诸暴力;在法国，曾把打着退休金体制改革旗号的萨科奇选进总统府的选民，却在2010年发动反退休金改革大示威，民调显示，示威支持率高达67%，支持改革的则只有32%;在北欧，主张加税保福利的丹麦社民党重夺执政权;在德国，默克尔的右翼联盟选情告急，能否在新选举中保住执政党地位殊难预料;在英国，曾被认为已是左右翼政党共识的去福利化和削减公共开支，随着托特纳姆事件的爆发，如今也再度变成争议性话题。英国自1991年起，对实施了43年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HS)进行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原则，导入模拟市场机制，简化机构和管理;法国自2005年起进行医保改革，变原先的全免费为部分收费(挂号费每次1欧元，手术费每次18欧元);澳大利亚的医改方案，则是将私人医疗机构和商业医疗保险融合到公办医保之中，采用免费官方医疗+优质商业医疗体制;荷兰则是引入商业资本和操作方法;而号称福利医疗制度发源地的加拿大，医保改革的方案在2008年以前屡屡被提出讨论，方向是非常明显的：改变全国营医疗体系，允许高价私立医院开业;改变全免费医疗制度，允许家庭医生、专科医生门诊适当收费……不难看出，这些福利国家的医保改革，在金融危机前的方向殊途同归——少花钱，多办事，不同程度地引入市场化因素。

围城效应也会有逆反然而围城效应也会有逆反。而在这些国家民间，因高福利带来的前述弊端人们感同身受，在对前景保持乐观的情况下，人们也普遍愿意少享受一点福利，以换取更少的税额、更多的收入和更优质的社会服务。

说到底，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就意味着让国民多创造几年利税，少领几年退休福利。俗话说得好，饱暖思富贵，饥寒思温饱，此时此刻，更多普通人渴望一个全民性、福利性的医保体系，以覆盖越来越多买不起商业医疗保险、更看不起自费病的美国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围城背后的奥妙为什么出现围城效应?在福利国家，人们更多体会到的是福利体制的缺点。在美国，宁可低福利也要低税收，宁可缺少公平也不可缺少效率的美国梦共识，只有在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收入预期高企、消费欲望高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因为唯有财富滚滚、机会无限，普通美国人才会把效率和机遇放在第一位，而相对忽视医保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反正也不是没钱给商业医保买单。既然政府不知道怎么花钱，那还不如保持低税低福利的传统，把钱留在大家荷包里自己说了算。2008年，主张全民医保、打着让每个美国人拥有基本医保旗号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并开始了在国会强推医改的长征，而这个强推的方向，与其他福利国家正好相反。

据加拿大候医联盟在全国1189个专科医生处所作的调查，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平均要18周，且在所统计的21种病症中，等候时间超过18周的竟有15种之多。甚至连对福利制度最执着、左翼政党把持政坛几十年不变的北欧国家，铁板一块的局面也被打破：2001年，丹麦自由党上台执政，左翼社民党保持77年之久的国会第一大党称号易手;2006年，瑞典中右联盟上台。

在欧美福利国家，自冷战结束至金融危机爆发前，恰是主张福利社会体制的左翼政党全线退潮的时期。在他们看来，金融危机开始以来，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授权，拿出大笔税款刺激经济，结果却是如今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仍然遥遥无期，而政府则拿不出新的灵丹妙药。

不论任何国家、社会，在取舍这对矛盾时都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偏废于一端，更不能既不讲公平，又不给效率，炮制出一个非驴非马的畸形儿。福利制度恐怕是当代国际社会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也是几乎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不满意的话题。

道理是明摆着的——在福利国家，当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大多数人所担心的是社会竞争力下降，对自己的饭碗、前途和收入充满信心，对改革福利体系、增加经济活力自然持支持态度，因为这意味着机会增加、付出减少;而如今全球经济形势欠佳，人们都希望得到更多保障，唯恐既丢饭碗，又没福利，自然会对激进的去福利化改革感到不满。这种非福利化情结是否得到社会认同?在选举制度兴盛的国家，改革是否受欢迎，是否有群众基础，看看谁是执政党即可。来源: 同舟共进 进入专题： 福利制度 。正因如此，福利国家才一度兴起向美国看齐的潮流，希望通过美国式的去福利化，给政府开支瘦身，从而提高社会活力和竞争力，减轻社会负担。

如在希腊，过高的税收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而高福利则让员工不思进取;在德国，为维持高福利而实行的高税收，导致大量富人移居海外，许多企业也宁愿移民，造成产业和财富的流失;在北欧，由于给不工作者的福利甚至超过许多普通工薪阶层，导致许多人宁可流浪也不工作，一些企业因员工不怕丢饭碗，缺勤率、请假率常年维持在20%左右，生产效益长期低迷;高福利制度不仅让不少福利国家债台高筑，还人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造成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医保方面，则各有高招。

1973年，美国社会就出现强烈的医改呼声，许多社会团体呼吁建立类似西欧的、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制度;1993年克林顿曾提交了一份医改方案，核心方向正是建立全民医疗保险机制;在美国一些地方，如加州旧金山郡，已实行了地区性的全民福利医疗制度，被称为旧金山模式。德国、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都在纷纷上调退休年龄上限，原来不到60岁的(如意大利)向60岁看齐，原在60岁左右的(如奥地利)则上浮到65岁，原本就在65岁的(如德国和北欧国家)则进一步向67岁靠拢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是在补市场经济的课，等经济发展了，国家富裕了，自然会重新走向公平——这话在十几年前说还会有人信，如果只是民间发生了贫富分化，以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在更强大的国家机器主导下，确实有可能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但问题是，现在中国最有权力的那部分人已经与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会师了，他们还可能剥夺自己的利益，将中国导向公平吗？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恐怕已没有人能再否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今天可以大派用场。既然大家的做法都差不多，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打一场死那么多人的战争搞革命。